韓愈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國子監的博士。唐朝時期的國子監博士，相當于現在最高學府的教授。能成為國子監博士，可見韓愈在文學領域的成就極高。對于韓愈的文學地位，蘇軾是極為認可的，他曾評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蘇軾對韓愈的評價

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說道：“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同時，他也在《韓愈論》中說：“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蘇軾在充分肯定韓愈歷史地位的同時，對韓愈及其弟子主張怪奇的文風提出了批評，他在《謝歐陽內翰書》中說：“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韓愈恃才發高論，在《送窮文》中云“不專一能，怪怪奇奇”；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高言“搜奇抉怪，雕鏤文字”；還在《醉贈張秘書》中有“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之說；更在《貞曜先生墓志銘》中夸張地說“劌目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蘇軾對韓愈追求怪奇風格的批評，可謂是切中肯綮，并且在當時更具有針砭現實的作用，這也體現了他論文講求自然、平易的文體風格和美學思想。蘇軾對韓愈的這種認識態度，對北宋韓愈觀以及其后文學史上的韓愈觀都起到了矯正和定調作用。

通過蘇軾對韓愈的批評，可以見出蘇軾所倡導的古文，乃是“詞語甚樸，無所藻飾”之文，能“追兩漢之余”并“道意所欲言”之文，既矯“浮剽”之弊而又不“用意過當”之文，而這正是蘇軾韓愈觀之內核所在。

蘇軾的韓愈觀與他的文章功用觀和文章體性論內外表里一致。關于文章的功用，蘇軾強調“以體用為本”和“有為而作”，并且主張文章要“言必中當世之過”，以“有補于國”。

蘇軾在《答喬舍人啟》中指出：“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后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要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后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

由此可見，蘇軾強調輔時及物的文章體用觀和主張自然成文的體性風格說，對韓愈及其后學乃至北宋初年古文家囿于儒家道統而顯狹窄的文章體用觀，以及一味追求奇險怪澀的文體偏好，無不具有糾偏意義。蘇軾韓愈觀的可貴之處，正在于此。

韓愈的韓門弟子出自什么書

《新唐書·韓愈傳》。

韓愈倡導古文，不顧流俗的訾議，抗顏而為人師，影響很大，不少作家以他為師表，學習古文。《新唐書·韓愈傳》提出：成就后進士，往往有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李翱與皇甫湜人稱為韓愈的兩大弟子。二人都積極闡發韓愈的古文主張，學習韓愈的散文風格。李文平易通暢，皇甫文奇僻險奧。李漢、沈亞之等也是“韓門弟子”，但古文成就都不大。

“韓門弟子”中還有一批詩人，如賈島、劉叉等人。

韓愈是怎么看待人才問題的

韓愈的短文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雜說四》：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愈雜文中最可矚目的是那些嘲諷現實、議論犀利的精悍短文，其形式活潑，不拘一格，具很高的文學價值，對后世頗有影響。

文章通篇以馬喻人，表現了作者對人才受壓抑的悲憤，構思精巧，寄慨遙深。韓愈高度重視要善于識別人才。在《雜說四》中說，世上有了伯樂，然后才能出現千里馬。千里馬是經常有的，而伯樂是不常有的。

所以雖然有好馬，恰巧在庸人手里受委屈，一個接一個地死在馬槽里，不能因日行千里而出名。這是因為社會上缺少識別人才的人，所以難于發現人才。韓愈嘲笑那種不識人才之人。鞭打馬，打得不合理，喂不飽它，不能發揮馬的能力，馬叫，而不知道它的意思。

這種人反而拿著鞭子靠近馬喊道：“天下沒有千里馬！”這個比喻是諷刺那種不善于識別與培養人才的人，既可憐又可嘆。反之，只要善于識別和培養人才，人才就會脫穎而出。韓愈針對時弊寫下上文，為懷才不遇的人鳴不平，對統治者用人唯親的政策，進行了有力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