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馬諫議書》是宋代的作品，節(jié)選自北宋文學家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作品形式是書信，這一篇文章雖然簡短，語言卻很精奇，并且其言辭很犀利，是古代的駁論作品中的名篇之一。

答司馬諫議書原文及翻譯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qū)區(qū)向往之至！

譯文：

鄙人王安石請啟：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認為與君實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議論起政事來（意見）常常不一致，（這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治主張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緣故啊。

雖然想要勉強勸說幾句，最終也必定不被您所諒解，所以只簡單地給您回信，不再逐—替自己辯護。后來又考慮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書信往來上不宜馬虎草率，所以我現(xiàn)在詳細地說出我這樣做的原因，希望您看后或許能諒解我吧。

有本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所爭辯的，尤其注重于名實是否相符。如果名和實—經(jīng)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清楚了。如今您來指教我的，是認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吏們的職權，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斂錢財與民爭利，拒不接受意見，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責。

我卻認為從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堂上公開議訂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把它交給有關部門官吏去執(zhí)行，這不屬侵犯官權；效法先皇的賢明政治，用來興辦好事，革除弊端，這不是惹是生非；替國家理財政，這不是搜刮錢財；駁斥錯誤言論，責難奸佞小人，這不是拒聽意見。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誹謗，那本來預料到它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多數(shù)把不顧國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見解），向眾人獻媚討好當做好事，（因而）陛下才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幫助陛下來抵制這股勢力，（這樣一來）那么那些人又為什么不（對我）大吵大鬧呢？

盤庚遷都（的時候），連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對）；盤庚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劃；（這是他）考慮到（遷都）合理，然后堅決行動；認為對（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緣故啊。

如果君實您責備我是因為（我）在位任職很久，沒能幫助陛下干一番大事業(yè)，使這些老百姓得到好處，那么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說現(xiàn)在應該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陳規(guī)舊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領教的了。

沒有機會（與您）見面，內(nèi)心不勝仰慕至極！

答司馬諫議書是什么文體

書是古代的一種文體，是書信的意思。《答司馬諫議書》翻成現(xiàn)代漢語：回給司馬諫議的一封信。王安石時任北宋宰相，司馬光為右參諫議，兩人同朝為官。此信是對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一信的回答。（諫議是一種官職，是給皇上提意見的官。）

《答司馬諫議書》的重點在哪里

文言文第二段為重點。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為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

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

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為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xiàn)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zhì)，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為變法正名。

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gòu)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xiàn)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jīng)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zhí)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

“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jù)，“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為誰征利。根本出發(fā)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后駁“拒諫”。

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后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

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